我与屈原有着难解的情缘

　　谭家斌著述一览

　　谭家斌近影

　　今年56岁的谭家斌，1965年生于秭归乐平里。这位朴实而执着的峡江汉子，有一位与他相隔两千多年的伟大同乡，那就是屈原。这是一份令人艳羡的文化之缘，也是他作为一名屈原文化地方研究者的宿命。自1985年在屈原乡参加工作到2005年调入屈原纪念馆从事专业屈原文化研究，其间20年的时间，他不但培养了一份对屈子的虔敬之情，也积累了大量屈原文化研究资料。自2005年至今，他的生活与工作的最显著的关键词，就是“屈原”，他探寻屈原踪迹、挖掘屈原史料、研究屈原文化，参加屈学会议，撰写屈学著作，乃至与人论辩屈原故里，可谓忙得不亦乐乎。他沉醉其中，鸥鹭忘机，将屈原引为千年知己，颇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味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谭家斌在屈学研究领域的辛勤跋涉和丰赡著述，渐渐得到了国内众多屈学与楚辞研究名家的认可与鼓励。在其四十万字的重要著述《屈学问题综论》问世后，时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方铭（现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专门写了《学术研究与文化责任》的书评，认为“这种把对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当作自己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精神，体现了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

　　最近，宜昌市委提出，要把弘扬屈原文化作为“战略性资源”置于新目标新定位中整体谋划，作为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重点内容精准发力、统筹推进。要加快组建屈原文化国际研究院，把屈原文化构筑成精神高地，把宜昌打造成屈原文化的权威阐释地、标准制定地、活动聚集地。在此背景下，现为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宜昌市屈原学会副会长的谭家斌，近日为记者讲述了他屈原研究的丰厚经历。

　　我与屈原有着难解的情缘

　　我与屈原有着难解的情缘。屈原的故乡秭归乐平里，也是我的出生地，我在这个诗意乡村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虽然我与他相隔两千三百多年，但有着难以割舍的同乡之缘。屈原的作品是我从小就崇拜的，屈原至死不离楚的爱国精神，以及敢于与邪恶作斗争的“九死犹未悔”的大无畏精神让我钦佩，特别是他在人生道路上遭遇两次被放逐到荒蛮之地却不改志向，更让我感慨而崇拜。屈原在乐平里留下的“读书洞”“照面井”等遗迹，我非常景仰，每当回老家，都要去走走看看，总想了却我的追念之情。

　　小时候，我知道本村出了一个大诗人屈原。十九岁参加工作后我就特别留意，每到县城或到外地出差，必定要逛逛书店，主要目的是看有没有屈原方面的书籍。第一次进县城，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屈原的传说》。至今，我购买或获赠的有关屈原及其作品方面的书籍有一千多种，渐渐对屈原文化略晓一二。

　　十六岁高中毕业回家后，不管是出外打工（当时俗称“搞副业”）还是走亲戚串门，只要有机会能看的书本或报纸杂志都要拿到手里看看。当时父亲病逝早，家庭经济异常困难，用钱去买书看简直是奢想，有时晚上连看书的时间就不能过长，因为读书照明的煤油灯所用的煤油经常缺钱购买，为这一毛多钱一斤的煤油，母亲时常唉声叹气，因为我还有三个年龄很小的弟妹和两个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正常用钱，如果我不节俭，弟妹也就买不了写字本了。直到十九岁参加工作后，才开始从每月58元的工资中挤出十几元钱订阅书报杂志或买书，至今藏有各类合订本杂志300多册，剪报贴本也有近百册，每册都自编有目录，以方便查阅。

　　屈原及其作品为什么能享誉中外？他的人生经历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他能拥有一个端午节来纪念他？为什么他能成为我国第一个被世界共同纪念的诗人？因此，我决心去了解他研究他，为这个老乡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2005年7月，有幸受中国屈原学会之邀，赴内蒙古包头市参加“2005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高层次大规模的屈原学术研讨会，感动与激励袭绕着我。随后，我在原来逐年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一边整理一边思考，一边撰写一边修改，五易其稿，近40万字的《屈学问题综论》一书于2006年5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毛庆先生欣然题序，副会长兼秘书长方铭先生发表了《学术研究与文化责任》的书评，认为《屈学问题综论》“是一部以分类的形式撰写的简明而又深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学术史”“是一本有价值、有特点的学术著作”。2013年8月，在中国屈原学会理事会换届选举中，经毛庆先生推荐，我被选举为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忝入国内外50多名学者组成的常务理事之中。

　　话说回来，此书在出版前校对修改时，正是2006年冬天，为了赶书稿，经常在后半夜两点钟后才睡觉休息，手背也冻得像馒头一样。有一次凌晨，正赶写书稿的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两眼不敢睁开，并伴随着呕吐，当时我心想会不会突发疾病而过早地离开人间，当妻子及邻居把我送到县医院急救室进行检查被确诊为颈锥病突发后，我对妻子说：阎王说我四十几岁的年龄还不成熟，所以不要我。我第一次知晓颈椎病缠上我了，也第一次知晓颈椎病如此利害。

　　围绕屈原故里之争我找出的证据令人信服

　　近些年，争抢名人故里之风盛行，有人针对“屈原故里秭归说”发难，我心里一直想着为“屈原故里秭归说”找出新的证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的一天，我在阅读《淮南子》的时候，看到东汉高诱注释《本经训》“天覆以德，地载以乐”说：“乐，生也。”顿时使我眼晴一亮：这不就是屈原诞生地“乐平里”之“乐”的含义吗？“平”即屈原，司马迁《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值得思索的是，作为地名，乐平里之“平”一般应是“坪”字，此处却为“平”，则有其特殊的用意。“里”即指故居，《说文》曰：“里，居也。”概而言之，“乐平里”可直释为“屈原诞生之故居”。有人将“乐平里”解释为“快乐升平的地方”，我认为不可能这么直接简单。“乐平里”名称最早出现于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有可能在屈原逝世后不久，人们便称其地为“乐平里”以纪念屈原。

　　通过不懈努力，我前后用四年多时间从考古、文献记载等方面，挖掘出10多条新证据，如秭归旧城东门头遗址出土的“太阳人”石刻，屈原《九歌》中的《东君》就是礼赞太阳神的祭歌，“太阳人”石刻在秭归出土则喻示着与屈原的关系。再如《离骚》述及植物28种，至今乐平里还能找到19种之多。另外，乐平里的方言、民俗等方面也在屈原作品中有保留。以这些新证据为素材，我撰写的《屈原生于秭归乐平里新证》被多家报刊采用或转载。同时，我还撰写并发表《驳“屈原故里西峡”说》《“屈原故里”诸说平议》等论文，特别是《驳“屈原故里西峡”说》一文，用一万余字的篇幅有理有据有礼有力地进行驳论，赢得了屈学研究界的尊重。

　　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注重研究现代中国文化名人与屈原的关系，并推出《诗魂遗响——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与屈原》专著。屈原对现代中国文化名人有哪些影响？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屈原的？我选取中国现代以来的十三位文化名人展开叙论，其中有毛泽东、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茅盾、苏雪林、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陆侃如、钱锺书、姚雪垠、林庚等。这十三位文化名人不仅热爱屈原，而且深入研究过屈原及其作品，更甚者，屈原及其作品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闻一多的学生曾称闻氏“从面部到灵魂深处就是屈原。”

　　我曾在此书的《后记》中说，一个人赤裸裸地来到人世，总要有所作为，岂能再赤裸裸地离开人世？做了自己喜爱的事，所遇到的波折或苦难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如此，但终生无悔。或许是屈原“惊采绝艳”“名垂罔极”“卓绝一世”的作品吸引了我，或许是屈原忠贞爱国、性高志洁、“九死不悔”“日月争光”的精神激励了我。

　　宜昌和秭归要在多领域注入屈原文化元素

　　最近，宜昌市委提出，把传承发展屈原文化作为品牌战略来抓，让屈原文化成为宜昌靓丽的精神标识和文化品牌，既让人鼓舞，又予人启迪。屈原文化是我们独特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财富，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好具有世界级地位的屈原这一宜昌和秭归的核心文化资源，我有几点建议：

　　一是创建国家级研究机构。如首创性建立公益性事业单位“中国屈原文化研究院”或“屈原文化研究中心”，做到有编制机构、有专业团队、有经费保障，真正让屈原文化“坐正席 出正果”。与中国屈原学会、三峡大学等专业团体和大专院校合作，阐释好屈原文化内涵，并促使屈原文化研究成果的转化，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同时，收集整理古今屈原文化研究著作、影视作品等资料及实物，创建质量高、品位高、规模大、影响大的特色资料库或展馆，使其成为国内外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自汉代至今，研究屈原的著述堪称汗牛充栋，但专属且有规模的屈原文化资料库或展馆目前在国内外却处于空缺状态。

　　二是规划制定屈原文化发展蓝图。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宜昌和秭归屈原文化这一专项，制定专门规划。包括近期与远期的发展目标、可行性、经济与社会效益等。

　　三是普查并保护屈原文化物质资源。屈原文化在宜昌和秭归历经几千年，境内屈原文化物质资源已丰富多样。如秭归境内古今先后修建的屈原庙宇就近10座，另外还有屈子桥、独醒亭、“屈原八景”等景观。宜昌和秭归至今仍存的诸如楼亭、雕塑、景区等也不少，对这些历史遗迹或现存景观风貌进行分门别类普查登记，很有意义。

　　四是扶持培养屈原文化专业人才。

　　五是多领域注入屈原文化元素。所涉领域，大到城市建设理念，小至衣食住行等生活。例如，我们使用的一次性水杯，能否印上郭沫若题写的“屈原故里”几个字？还有桥梁、道路、公园、街道等，以及各种赛事，能否以屈原文化方面的内容命名？让人们感受到屈原文化的真实存在及其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