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屈原·秭归·宜昌情结

　　通讯员 程锡勇

　　郭沫若（1892-1978），中国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他一生都崇敬屈原，在情感上推崇屈原精神，在文学上赞颂屈原诗篇，在学术上研究屈原思想，在艺术上塑造屈原形象。

　　探寻郭沫若的生平和著作，不难发现他有浓厚的屈原情结，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秭归的“屈原故里”为郭沫若亲笔题写。郭沫若长期研究和赞颂屈原，逐渐成为权威阐释屈原生平、思想、修为的大家，他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经历，呈现了两者的深厚渊源。

　　对屈原民族诗人的认定

　　据相关史料记载，1935年，尚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应上海开明书店邀约，写下专著《屈原》，由此踏上屈原研究之路。作为五四一代文化人，郭沫若在书中指出，“《楚辞》中使用的方言，即当时的白话”“白话入诗已经可以说是诗体的解放”，屈原“利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来把台阁体的四言格调打破了。屈原，可以毫不夸张地给他一个尊号，是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的白话诗人”。抗战期间，大约从1940年端午节开始，此时既是著名学者、诗人、剧作家，又身兼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动员工作的郭沫若，时隔四五年后关注点再度回到屈原，写下了纪念文章《关于屈原》和《革命诗人屈原》。前者强调屈原之死是为殉国而非失意，后者则突出屈原诗歌形式的革命性。1941年底，郭沫若在中华职教社所作《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专题演讲中，多次称屈原为伟大的“民族诗人”。

　　对屈原爱国诗人形象的塑造

　　1942年1月，郭沫若以10天时间完成的五幕话剧剧作《屈原》，于1942年4月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收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金山、张瑞芳、白杨等一批最优秀的演员，连续17天22场演出，场场爆满。此剧以无比豪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赞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讴歌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志，鞭挞了苟合与媾和的投降主义，怒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义。它虽然是历史剧，但矛头直指现实；反映了整个中国各色人等的面貌和心态，但它又高度浓缩，戏剧冲突极为强烈，场面极为紧张。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是郭沫若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

　　对屈原思想的研究

　　1942年2月，郭沫若写下了《屈原思想》，4月，将两三年来关于屈原的讲演、杂文辑为《蒲剑集》出版，端午又写下《屈原研究跋》，筹备屈原研究论著的汇集出版工作。密集的屈原著述、公开的宣讲以及大型剧场演出，使民族诗人屈原形象深入文化人、学生群体、市民观众心中，逐渐成为了时代共识。1943年，郭沫若编著的《屈原研究》由中共南方局支持下成立的群益出版社出版，该书梳理了屈原的身世、作品，对其作品进行解说，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当时的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屈原的思想进行分析，着重反映其以人为本的文艺观。

　　对屈原文学成就的推崇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一如既往地热爱和歌颂屈原。1953年6月，他的《〈屈原赋〉今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屈原简述》《九歌》《招魂》《天问》《离骚》《九章》《卜居》《渔父》等章节，是郭沫若在1935年至1953年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反复推敲、修改的白话今译《 楚辞》，鲜明地体现了其学术研究进展和具体观点背后的时代印痕。2021年6月，郭沫若的两部经典《屈原研究》与《〈屈原赋〉今译》首次由文津出版社合集出版，再现屈原文学研究的历史轨迹。

　　对屈原和秭归的偏爱

　　1961年9月17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来到宜昌，在三游洞挥毫写下了著名诗作《过西陵峡（二首）》：

　　秭归胜迹溯源长，峡到西陵气混茫。

　　屈子衣冠犹有冢，明妃脂粉尚流香。

　　兵书宝剑存形似，马肺牛肝说寇狂。

　　三斗坪前今日过，他年水坝起高墙。

　　唐僧师弟立山头，灯影联翩猪与猴。

　　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浮。

　　已归东土清凉界，应惩西天火焰游。

　　五十年来天地改，浑如一梦下荆州。

　　诗中提到了秭归胜迹和屈子衣冠冢（即屈原墓），寄托对生于秭归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无限景仰，其中“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浮”，还成为抒写西陵峡景色和宜昌城的经典名句，传诵至今。1965年，秭归县委、县政府在维修老归州屈原故里牌坊时，认为郭沫若老先生对屈原文化研究颇深，决定请郭老题字留念。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熊辉纯负责此事。熊写信于郭老，说明秭归县委、县政府的用意，得到了郭老的认可和同意。于是，1965年10月25日，郭沫若亲自手书“屈原故里”“屈原庙”两幅字，并将墨宝书信装入亲写“屈原纪念馆收”字样的信封回寄。现在，它们成了屈原纪念馆的珍藏，并被广泛应用，有趣的是，“屈原纪念馆”字样成了郭沫若题写的屈原纪念馆匾额。郭沫若的慨然允诺体现了他对屈原的无比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