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阳合作医疗“两个第一”的新时代价值

覃祥官（右一）深夜出诊。（原载《人民画报》）

上世纪60年代，长阳乐园合作医疗财务公示。

　　编者按

　　发端于宜昌长阳兴起于中国大地的农村合作医疗，从新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到全国第一部新农合单行法规，“两个第一”蕴含着宜昌人民勇于探索创新、敢于战胜各种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代和未来。本期推出《合作医疗“两个第一”的新时代价值》，旨在传承长阳“农合”试点的创新突破勇气，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凝聚合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介绍长阳乐园经验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赤脚村医”覃祥官创造性提出并实施的“合作医疗”，迅速从长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一座丰碑。

　　探索：新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发源地

　　翻开尘封的历史，一段“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奋斗岁月，依然震撼人心。据档案记载，1966年冬天，长阳乐园村暴发了麻疹、百日咳等罕见疫情，村里先后有两户人家的孩子去世。在乐园村行医的赤脚医生覃祥官看到了村民们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寨，大病不出队”的好处。1966年8月10日，全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1967年1月1日以后，合作医疗在乐园公社所属的6个大队普遍实行。

　　新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诞生，迅速引起了全国和全世界关注。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介绍乐园经验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毛主席称赞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农村合作医疗模式立即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广。

　　不仅如此，长阳“农合”试点还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回响。1976年9月，覃祥官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状况，世界卫生组织赞誉其为“第三世界国家最佳的医疗制度”。

　　探源：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没有集体医疗，百姓缺医少药，再加上疫病肆虐，严重影响到农民群众的健康。长阳合作医疗的诞生，既是医务工作者智慧的结晶，也是民生情怀驱动创新突破的具体实践。

　　这种社员群众自筹资金和公社集体经济补充资金相结合的医疗方式，不仅推出村民每人每年只需要交1元合作医疗费，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挂号费，吃药不另交钱等优惠措施，而且在解决医疗合作资金缺口上，创造性提出“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新模式，通过大量种植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农民负担。

　　50多年来，长阳探索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合作医疗制度从未间断，由长阳自发组织并推广至全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着农村体制改革不断完善。1992年，长阳出台中国第一个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地方性法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合作医疗条例》，探索了“合医合药”、“合医不合药”等多种形式。

　　2003年初，长阳被纳入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设计出“自愿参加、多方筹资、大病统筹、小病补偿、公开公正、平等享有、科学管理、民主监督”的新模式，长阳农民参与率由2003年的66.13%上升到2008年的94.43%。2007年长阳被评为全国新农合试点先进县。

　　2009年7月31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成为全国第一部新农合单行条例，以法律的形式提升管理规范，推进新农合健康稳步发展。

　　启示：让长阳“农合”试点经验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呈现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复杂态势，如何努力提高防疫工作的有效性，诞生于长阳乐园村的“农合”试点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在缺衣少食的艰苦年代，面对疫情肆虐的冲击，以覃祥官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不等不靠、冲锋在前，主动抢抓疫情防控关键期，因地制宜设计出保障广大农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合作医疗制度，创造出共建共享、护佑健康的奇迹。

　　疫情防控没有旁观者，也没有局外人。抗击疫情、护佑生命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当前，我市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吃劲阶段，讲好长阳“农合”试点故事，弘扬“两个第一”的时代价值和实践品格，有助于激励全市上下坚定信心、以快制快，团结一致形成防控合力。我们要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精准把握疫情防控工作的“时度效”，积极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相关措施，以更科学、更规范、更快速、更有效的防控，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屏障。我们坚信：团结就是力量，胜利就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