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沛流离下的温暖记忆 |抗战时期，宜昌难童大抢运背后的故事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大片国土和长江下游众多城市很快沦于敌手，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亿万同胞流离失所，纷纷踏上西迁之路。

　　当时，宜昌是上溯长江三峡通往西南诸省的交通咽喉，也是战区前线与战略大后方的重要结合部，因此，肩负起对难民难童接收救济、疏散安置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对难童的抢运、救助工作中，更是体现出宜昌人民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义无反顾、誓死保护难童的大无畏精神。

　　设立机构 抢救、收容难童

　　1938年的宜昌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每天都有如潮的难民、如山的物资向此涌来。当时，由宜昌进川西上，因峡江内暗礁未除、急流险滩众多等情况，几乎所有的船只都必须在宜昌换载，所以，向西转运的物资、难民都要在宜昌停留等船。一时间，这里的旅社、教堂、戏院、学校、医院等都住满了逃难的人，其中就包括大批难童。

1938年9月，武汉第一临时保育院的学生离院乘船转运宜昌时的场景。

　　难童是难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为拯救、保护战乱中的难童，一大批中国妇女界著名人士和儿童工作者，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以下简称“保育会”），开展抢救、收容和教育战区难童的工作。保育会于1938年3月在汉口正式成立，推选宋美龄、李德全分别担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等17人任常务理事。保育会以汉口为中心，总会下设23个分会，在各交通要地设立接运站转运难童。宜昌接运站于4月设立，地址位于下铁路坝，负责人为方雪女士，也有不少宗教界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彼时，在由武汉转移难童至四川的4条主要路线中，有3条经过宜昌，宜昌接运站所处的重要位置及其工作的繁忙程度足可想见。据相关资料记载，该站在宜昌城沦陷前的两年时间内共接收难童1.5万余名，分28批次安全转运至大后方各个保育院。

　　当时，在宜昌参加收容和保护难童的还有中国战时儿童救济会、中国慈幼协会等单位。其中，中国战时儿童救济会宜昌办事处曾将武汉会战期间运来的300余名难童接往万县，中华慈幼协会宜昌救济组也曾于7月派员赴鄂北前线抢救难童。

　　各界关注 积极接待安置

　　面对庞大的西迁人流，宜昌人民想尽办法，克服困难，优先接待难童。住宿紧张，各接收机构就尽力协调，设法让孩子们住进校舍、教堂或自己家里；运输困难，负责调配长江一切公私船只的民生公司就出台规定，对难童优先、免费或半费运送。

　　1938年10月，当第一艘满载难童的轮船从宜昌起运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曾亲到码头送行。这时，刚重建不久的宜昌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遵照上级指示，派出得力的同志分批上前线去抢救、运送难童。据当年在宜昌从事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韦君宜（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回忆说，1938年她们在宜昌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抢救难童。“同志们到前线把那些在逃难中失去父母亲的小孩集中在一起，给他们洗澡、检查眼睛、治病、换衣，还组织他们念书。宜昌也成立了儿童保育院，把从武汉接来的孩子送往重庆。”中共宜昌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宜昌抗战剧团在赴襄河前线慰问演出时，在沙洋一带抢救难童90余人，送往奉节儿童救济院。此外，“刘杨庄丽”商号还为来宜难童征募、制备寒衣致函宜昌交通银行，想方设法为孩子们解决御寒的问题。

1938年9月14日，“刘杨庄丽”商号关于资助来宜难童寒衣致宜昌交通银行函。

　　难童在宜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各阶层人士纷纷慷慨解囊，积极主动接待安置。其中，最突出的是哀欧拿女子中学的师生。在校长刘自铮主持下，师生们每天到码头上迎接这些多数为6岁至14岁、从各地转运来的难童，腾出校舍，置办生活、学习用具，给他们洗澡、洗衣和烧水、做饭，并组织力量给这些孩子上文化课。特别是利用暑假时间对难童们多方照拂，她们不但教孩子们学唱抗战歌曲，还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据当时报载，1938年“八一三”周年大会时，哀欧拿女子中学组织1400名难童集会，让他们以亲身经历愤怒声讨日寇暴行。当年，仅该校就接待了各地来宜昌数以千计的难童。由于哀欧拿女子中学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周到细致，宜昌当局曾对其传令嘉奖。

　　颠沛流离 永生难忘的日子

　　经历过宜昌大抢运的难童，对当时颠沛流离的日子刻骨铭心。多年后，他们或写回忆文章，或举行聚会，怀念和致敬那些在战乱中曾给予他们照顾和关爱的人们。

　　198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同一天，几十名两鬓染霜的老人聚集在宜昌市强华里干休所，含泪追忆战时儿童保育院的艰难岁月，同唱当年唱过的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老家，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2003年7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离休教师金毅撰文回忆当年经过宜昌的情景：1939年春节前后，时年11岁的他与哥哥逃出被日军入侵的老家湖北天门，在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安排下，坐木船经潜江、沙市到宜昌。在沙市集合的难童队伍走在街道上，不见首尾，后来才知道那一批有1000多人。为防日机轰炸，他们当晚挤坐在民生公司的轮船里。第二天到达宜昌码头，难童们被带到一个教会医院里，房间较宽敞，被褥是新的，宜昌的阿姨们对这些逃难来的孩子很热情，让他们感到一切是那么的温馨和温暖。他后来还回忆说，在近3个月的长途跋涉中，宜昌保育分会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照顾安排是最好的。当时由于船只紧张，在宜昌候船一周才上船入川，几天后又换坐木船到达重庆，后被安排在自贡儿童保育院（川康第六保育院）。每当回忆起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他总说，虽然战争无情，但人间有爱，在党的关爱保护下成长感觉很温暖、很幸福。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湖北省宜昌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6月13日 总第4301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