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惊涛骇浪中的峡江大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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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公司轮船在峡江抢运。宜昌市档案馆 提供

杜国祥1947年的引水临时执业证明书
宜昌大撤退纪念园 三峡商报记者 任姝铮 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南京、上海等战略要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学校、工厂、机构纷纷向川渝迁徙,如山的物资、如潮的人流汇聚宜昌待运入川。彼时入川公路稀疏、铁路匮乏,长江成为维系抗战的运输命脉与民族生命之线。而宜昌作为拱卫重庆的首道屏障,已然化作关乎国祚存亡的咽喉要隘。正是在这里,1938年发生了一场在二战史上堪与法国敦刻尔克大撤退齐名的宜昌大撤退。
7月25日,记者循着历史遗迹,重返那段救亡图存的壮阔岁月。
领江:峡江险滩间的生命航道守护者
“宜昌地处三峡东边的峡口,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所有行驶川江的轮船必须配领江,否则过不了激流险滩。”宜昌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讲述,揭开了领江群体在宜昌大撤退中的关键作用。
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滩多浪急,暗礁林立,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直达重庆。西迁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要在宜昌下船,换乘大马力小船,经三峡入川。领江们凭借世代积累的行船经验,将凶险航道化作支撑民族工业西迁的“生命动脉”——他们能听水声辨礁位、观漩涡测流速,甚至闭着眼就能勾勒出峡江的暗礁图谱。
“我爷爷不是军人,却在峡江大转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年近八旬的杜昆三向记者提起爷爷杜国祥时满是自豪。杜国祥曾是民生公司的船长兼领江,在杜昆三心中,爷爷就是一名抗日英雄。
1936年,中国军队准备在川江两岸修建炮台、碉堡,阻止日本军舰进川。陪同军队官员勘测现场的民生公司领江杜国祥向军队建议:“长江江面宽,炮火难阻日军,但只要将领江全部撤走,就能卡死航道。”
随后成立的宜渝江段航训班,杜国祥被任命为航训班管理组上校组长,500多名水手、领江在重庆与黄埔军校学生同校上课,实行军事化管理。这一“技术抗战”策略成效立显:日军军舰抵达宜昌后,因找不到领江引航,只能在江面停滞,川鄂天险由此成为不可逾越的屏障。
在1938年大撤退最焦灼的时刻,杜国祥带领民生公司员工、航训班学员和12艘船,采取分段运输、歇船不歇人等办法,仅用40天就将原本需要一年多才能运完的物资,全部从宜昌运送至安全地带,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据记载,民生公司116名牺牲船员中多数是领江,他们用血肉之躯在日军轰炸中开辟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航线。
卢作孚与民生公司:撑起撤退生命线的航运铁军
沿着长江边北上,宜昌大撤退纪念广场上,15米高的“19381011”雕塑巍然矗立,侧面铭文展示的数字震撼人心:1938年10月至12月,150万难民、100万吨物资在炮火中完成转移。雕像后的江面上,货船往来穿梭,仿佛仍能听见当年汽笛与防空警报交织的回响。
1938年深秋的宜昌长江边,从一马路到十三码头,9万多吨工厂设备堆积如山,40天枯水期的倒计时如悬顶之剑。
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调度室地图上划出三道折线,首创“三段航行法”:将航程细分为宜昌至三斗坪、三斗坪至万县、万县至重庆三段,按物资轻重调配船舶接力转运。对于最为关键的机器设备,直接从宜昌运往重庆;相对轻型的设备运至万县一带;更为轻便的设备运到三斗坪附近,以此确保能迅速将物资从宜昌撤离。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驶离宜昌港。
随后的30多天里,各轮船冒着日军飞机频繁轰炸的危险,多装快运、分秒必争。除了民生公司的员工,宜昌倾全城之众,数万码头工人、海员、船工、纤夫都投入其中。24艘轮船和2000多只木船在峡江之间不停来回穿梭,码头上搬运工人的口号高亢激昂,峡江上纤夫的号子低沉回荡。
这场被西方记者称为“东方奇迹”的抢运,实为改变抗战格局的战略博弈。民生公司付出惨重代价:16艘轮船被炸沉,116名员工牺牲,63人伤残。但正是这支铁军,将汉阳兵工厂机床、金陵兵工厂图纸、复旦大学藏书等逆水西迁。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就派上用场,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厂、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
文化星群的迁徙:战火中传承的文明火种
走进宜昌博物馆“宜昌大抢运”展厅,墙上陈列的战时撤离名人影像将时光拉回1938年。
随着抗战局势恶化,四面八方的人流涌入宜昌,这座本容纳10万人口的鄂西小城,流动人口一下子猛增到50万。旅馆、学校、寺庙、教堂等全被挤得满满当当,无数文化人也在此汇聚,让宜昌成为战火中文明火种传递的“中转站”。
1938年10月的码头栈桥上,曹禺随抗敌演剧队途经宜昌,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写下《全民总动员》的台词:“中国不会亡,因为有千万个宜昌在!”同期滞留的文化名人如星光璀璨:老舍在《四世同堂》手稿中记录宜昌码头的装卸号子,郭沫若在驳船上修改《屈原》剧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营造学社的测绘图籍在此换乘木船……
宜昌街头,冯玉祥、陶行知、卢作孚、马寅初、张伯苓等名人登台演讲,陶行知讲教育救国,卢作孚说实业抗战,声传街巷。文化人背负典籍、乐器、画笔,穿越封锁线,让学术研讨、文艺创作在大后方延续,为抗战留存精神火种,使文明血脉于硝烟中传承。
站在新时代的长江之畔,“19381011”雕塑与博物馆里的泛黄电文仍在诉说:当民族危亡之际,领江以罗盘开辟航道,实业家用船队扛起工业命脉,文化精英背负典籍穿越火线——他们以血肉为舟,在惊涛骇浪中为文明摆渡,让这段血色记忆化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航程中永不熄灭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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